企业文化漫谈

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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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化漫谈
      张宝贵
 
      内容提要:作者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企业文化思考,并将人物重点选择了农民，作者在企业文化研究中看重了求真、明理、实践,从精神状态表述了独特观点,意在展开企业文化的讨论。
      关键词: 企业文化精神状态，创新农民造石艺术
 
      企业—— 一种经济组织
      文化—— 精神的释放、凝聚、传承状态
      经济活动与精神状态,一个务实、一个务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几千年来盖没能改。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或制约,有时虚的方面成为强势,有时实的方面成为强势,关键在于正确的认识与引导。
1968 年我去山西插队，1987年回北京后一直在昌平农村搞造石艺术。三十五年来没离开农村，一直和农民在一起,耳闻目睹、潜移默化进入了“求真务实”。
      我本不是文化人,至今仍是初中学历，十几年来常有种特殊感觉为伴，无意中进入了“知阴守阳”“避实就虚”“顺其自然”状态,这或许存在一定的片面，不过常常身不由己。做起事来比较原始,顺着感觉干,往往自找麻烦,面对麻烦会有不同的应变，我们进入了“无为而治”,现实社会中这样干显得不识时务。不过面对热闹的、失落的、迷茫的各类现象时又似乎找到了北。
      2003 年全国文学艺术学科发展研讨会的四十几位学者来昌平到我们公司参观，并安排我讲心得体会。兴奋中倒出了心理话:十五年来,在昌平和一群农民搞起了艺术,跟我一块儿干的大多不是城里人，开始那会儿基本没有男人，她们很少受过专业教育，一九八七年我们一起上路了,一路上磕磕碰碰，一直没回头,自得其乐的走到了今天,没做过成为艺术家的梦,也就没有按照艺术家的模式去做,没想到我们做的东西也成为艺术品被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等几百个单位选中,有的还被中国美术馆和世界银行收藏。我们至今不富有，不过一直没闲着,一直没胡来,照章纳税,帮助穷人,很简单的事儿居然出名儿了。工人们研制出了小型机械，我们试图在一些装饰品的制作方面搞成流水作业，比如:假山、中式构件等。来我们公司的人越来越多，订活儿的越来越多,全国各地每天都有电话打来，有谈专利技术转让的、谈合资合作的、谈区域代理的、谈艺术或技术支持的……实实在在干事路越走越宽。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农村妇女,细说起来话就长了,最初回北京那会儿找不到接收单位，是她们一开始就跟我干了起来,没嫌弃那又苦又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出了名,成为了社会关注的对象,谈起艺术和事业来就说我收留了她们，这种说法让我一时还不能接受。如果讲收留,该是互为收留才是,因为这是一种事实。还有人问我怎么就想起搞艺术了，讲实话,我没上过专业艺术学校,刚开始时没想到艺术上去,只是生活所迫,要干事儿就要干好,从生活中来、从实践来,在不断的创作中有了体会。又没有停留在书本上,没有停留在名人堆里,越干越有窍门,越干越有不一样的东西。没硬描一个模子,喜欢学,喜欢琢磨新玩意儿。回北京这十六年来,有如荒野探险,一切是未知的,艰难的,不被人理解的。用泡沫塑料做模子，用水泥加石粉搞造型，没有经验，也没有顾虑，常有惊喜出现。在创作中像是一路荒野，一路坎坷,又一路莺歌燕舞,一路潺潺流水,离开了大马路塞车的烦恼。精力没舍得浪费，没想到荒野中有另外一种捷径。我们没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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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路,让人兴奋的事儿一个接一个,有人说我们成功了。有讲不完的故事，一旦开了口就收不住闸。做的事儿多了,接触的人多了，影响也就大了，人们认为我们不赚钱都不行路走对了就更不动摇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把我们的管理之道列为教学案例。  我们在昌平租了近50 亩地,地方政府很支持,十几年来,培养了一支能搞艺术的队伍,“宝贵石艺”吸引了国内外的客户,除了商人到公司来谈业务外,几乎每天都有学者、专家、官员、朋友来公司交流,也有人劝我们到国外去发展有的省市领导希望我们帮他们上项目。1997年在香港参加中国科技贸易博览会，我们的项目吸引了香港的商界，董建华先生对有特色的科技与艺术的新项目表现出了特殊关注,我们交谈的照片登在中国专利报的头版杨振宁先生在中国艺术博览会上见到我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我们长谈起来,从艺术谈到了科技。不久,又收到了杨振宁寄来的长信,科学家对艺术家的关注与支持,激活了更多的艺术细胞,思路开阔了。
      干企业和干事业是有联系的，也是有区别的,前者比较具体，后者比较宏观;前者注重经济效益，后者不但注重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责任。苍天不负有心人,进入了使命状态总会得到意外惊喜北京市经委授予我“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国家工商局授予企业全国“光彩之星”称号;北京市工商局连续几年授予公司“重合同守信用”称号;中国 GRC 协会聘我为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工艺美术协会聘我为副会长。昌平有那么多大企业,政府领导选中我做昌平科技企业家协会主席,说我们有人格魅力。经常听到非公企业人士埋怨执法部门出难题。讲实话,十几年来,昌平的工商、税务、公安等执法部门没人给我们出过难题。还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昌平工商局领导让我给党员干部们讲党课，局长说我讲话时他们都走动,没想到你讲课时鸦雀无声,没人走动。是啊,很多时候我被自己的发言打动了,有时眼泪汪汪,社会中有许多美好的事情,讲起话来就容易激动,去寻找和表述兴奋的东西。有一次和税务局干部一起用饭,饭后去结帐,服务小姐说局长已经买单了。不知是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提高了，还是企业的另一种东西吸引了他们。2001年5月在爱尔兰召开的国际 GRC年会上,我宣读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好评，同去的中国同行说我的发言为国争了光，水泥做的艺术品让国际的业内人士开了眼,只嫌我的幻灯片放快了,没有看够。人们议论着来自中国的艺术，这种艺术不但和科技有关,还和环保有关。这里不仅仅有荣誉,也有承认,这是对另一种价值的承认,这是对特殊文化的承认。2003年全国工商联等三个部门授予我“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的称号,按说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值利税都没达标，据说为了贯彻“十六大”的精神,把我作为一名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代表特批的。
      说到文化我想该是一种精神，一种生命的状态，是否可以这样打比方:文化像是植物,树冠是可以看得见的,各种颜色、不同形状、花开花落、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千差万别。文化是精神的,通过物化现象展示内在的东西,像文化活动,文化形式、文化载体等,具体讲比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饮食、服饰、军事、科技、民俗等等。具体的热闹的往往容易被关注、被讨论,习惯了也就以为具体的行为或形式就是文化，树的外貌一目了然，“树根”往往看不见也就被忽略了,“树根”是树干的基础,它的存在、生长需要环境和养分,这种环境是社会的、历史的,这种养分是物质的,是精神的,也是多元的,所谓“根深叶茂”是有道理的。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许多生气蓬勃的文化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需要。造石艺术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方方面面支持的结果,十几年匆匆忙忙,做了大量的琐碎的事物性工作,像是无数的树叶进行了光合作用,也像是无数的根系吸收疏导着养料和水分，没有这些琐碎的具体的形式和过程,树木也就很难长高了。也许是我们搞的东西跟文化有缘，日久天长对文化有了认识，沾了文化的光，也养成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喜欢叫劲儿,比如:有人认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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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是上帝,我觉着卖东西的和买东西的本来是平等的,硬把谁捧为“上帝”是因为手里没有宝,这是懒人的说法儿,是想把人说晕了好掏钱的戏法儿,成天嚷嚷“上帝”就真的把人看贵重了吗?不如把活儿干好,把服务做周到,让客户买东西心甘情愿,永远留恋,再用“上帝”调侃时或许真的会有点儿意思。
      我们“宁可效益低一些,也不骗客户,不欺侮工人。哪怕是破产也不改”。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我们没有破产,反而越做越实在、越做朋友越多,越做市场越大。几年前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找到我们做徐悲鸿艺术学院门口的大石头，按企业标准报价共计70万元,徐庆平先生一再讲他很喜欢我们的艺术，而且认为放在徐悲鸿艺术学院的大门口很合适,由于建校资金紧张,希望支持。我不加思考的让利了,像是老太太卖白薯,没看那么珍贵,一让就是二十几万,两轮下来,让了不少钱,工程完成了,财务核算赔了 20 万元。有人说我不懂经济,头脑容易发涨,不要再参与经营了。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种评判标准，站在绝对经济的角度这样认识问题是不为过的，不过站在相对经济角度就另当别论了。经济界有人说我是精明的商人,他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徐悲鸿，为学院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对企业来说是值得的。徐庆平先生对于我们的行为确实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感动,这种感动我想不该仅仅是对商业让利行为。这件事情至今很难被人接受，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比如对钓鱼台国宾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等等的让利行为。市场经济中提倡效益至上已成为一个不争的常理,但是本人一直不敢药同,常有莫名其妙的力量迫使我改变方向，不一样的做法就总要面对经济的困境,面对孤独，来不及后悔就又要面对新的问题了。文化行为是一个很宽的状态,不必急着有个说法，认识文化需要丰富的、宽容的心态,参加讨论会或被邀请去讲学往往会忘乎所以，好像比挣钱更有吸引力,日久天长,我们的品牌直入人心,有如春雨润物。一些大老板大领导亲自邀我谈业务,有的还说不好意思,一个小小的工程就把你惊动了,并且盛情款待。到外地有时是车队接机,有时是市领导亲自做陪。有的老板为我们买往返机票，连随我去的工人也是头等舱,人们张口闭口“张老师”,在付费上很少讨价还价,在我眼里市场净是好人、爽快人,就更不设防了,不设防就更流畅了。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市场经济状态下有这样的故事让人兴奋、让人留恋、让人头脑清醒,让人渴望求知、渴望把手里的活儿干好,渴望老老实实待人、做人、做事儿。这些并非因为惧怕某种惩罚，并非迫于某种压力，如果说有压力,只是担心由于无能失去机会,由于不坦诚失去朋友,由于认识不到良性市场规律走错了路,由于也有过失误或让客户不满意而不安。本分经营自得其乐是幸运的，如果这种本分经营自得其乐是发自内心的并非操作和表演就更加幸运。我们刚开始搞造石艺术的时候,一贫如洗一无所有,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队伍,没有市场。十几年来没敢荒废光阴，走了一条特殊的路，常有一种“名利双收”的感觉,挣着钱交了朋友,干了活儿出了名儿还长了本事。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让我讲艺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让我讲经济，北京工业大学“北方交大”让我讲建筑,去四川出差:“川大”的学生又把我叫去讲“艺术与人生”很多人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传说我是大学教授,我时至今日没有文凭,十几年来一直在社会实践中读着“我的大学”。
      搞企业像是开荒，把基础工作做好了自然能打粮食“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虽然已是过去的事情，联系现实仍能说明一定道理，做企业搞经济不能抱住一门专业一种经验不放，接触边缘学科知识会建筑良好的发展空间，空间是多元的、是立体的、是包容的、是转换的。“字宙大爆炸”形成了天体的无中生有,据说这种膨胀仍在进行中，这是-种运动的大空间状态。对与经营管理看似无关的现象能够产生兴趣，于我们的思考是有利的，离开现实进行讨论也许会清楚一些，因为我们会摆脱一些诱惑，清醒的头脑有利于判断，勤于思考的人应对变化了的环境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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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的厉以宁教授几年前听说我在企业管理中把尊重工人的事情看的很重，并且一直实践着。他邀请我在北大东校门外用便饭,请夫人作陪。我们谈起了“情感道德”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厉先生讲政府控制、市场调谐等方面已经很下工夫了，经济中为什么还有混乱?可能是“情感道德”的作用弱了!三足鼎立比两个支撑点要稳，这样的思考是积极的。仅仅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企业，发展的速度可能会快,不过穷尽了资源迟早会出问题。肖灼基先生讲在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该追求品牌最大化，本人以为企业人文最大化也像企业效益最大化那样得到同样重视或成为本能的话,发展的状态会乐观那是另外一种“三足鼎立”。
      成思危副委员长讲“不是有公司的老板都可以称呼企业家，企业家是指那些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这样的提法对于现实来讲是有指导意义的。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农业社会的经济崇尚手艺和功夫，工业社会崇尚资本和效益，信息社会则崇尚创新和人的价值。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商言商”常被奉为经营中的口头禅，如此提法只是反映了一种小道理，在宏观道理中是站不住脚的,长此以往会使人斤斤计较,心胸变窄,眼光变短，缺少求变的勇气和活力。什么利益都不放过的人也许会挣到钱,不过往往会背上包袱，即便精于盘算,也会误了更重要的商机,人算不如天算啊!所谓的天算是发展和变化的迅猛机会,不打破坛坛罐罐就不可能真正解放企业家,就不能产生真正的中产阶层,也不能出现长盛不衰的大老板。这些不是方法问题，不是经营策略问题,这是现代人的意识定位问题,它将影响经济的发展。轻装上阵求真谛，才可能把我们带向经济持久发展的彼岸“在商言商”可以休矣。
    “商场如战场”也许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坦率讲战争的目的是征服与占领,而商业行为是一种交换,它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有联系，也只能是通过透视战争的残酷和狡诈进行意识的反省,反对战争是人类一个不争的公理,那么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警惕战争意识?战争理论会把从事经济活动者的意识引向何处稍加思索就会有答案,不择手段取得金钱值得吗?号召商战的人也许会得利于一时,但不一定都能赢,起码不会永远不输,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证明野心勃勃不顾及同族同类利益一味求胜的人不会把买卖做长久，永恒的东西不可能取决于征服。也许宽容、博爱和创造才能引领我们走向富裕和幸福。面对残酷的经济现实，一般人会认为这样的思考是不正常的。我相信,童话和寓言并非不具有现实意义。和大学生们交流中我鼓励他们读一些寓言故事、童话故事,弄明白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比如:“金斧子、银斧子、铁斧子”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诚实是什么、善良是什么、求真是什么……求真向善是金钥匙,她可以帮我们打开智慧的大门。所谓的知识不是万能的,在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知识在更新、人在变化，很多东西将被情感左右，人在正常状态中才能最大程度展现知识的价值。所谓的财富也不是静止的、不是永恒的,它必将在社会的发展中发生变化。大家清楚，发展经济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政府搞管理、搞服务、搞宏观调控需要学术支持,那么学术需要什么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把新鲜体验和教训捧出来,可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学术需要社会实践的支持。
    “本土攻略”“资本致胜”“体制决定论”等方面的理论探索,面对计划经济的现实，这些无疑是进步的,是有生命力的。不该忽视的是任何理论都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况且我们所处的位置已经离开了计划经济状态:“初级阶段”的社会正在步入“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快节奏、大容量、求新求变、尊重自然规律、给人实现价值机会的社会。再用“资本经济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准信息时代”的经济多少会有些爱莫能助了，发展越快的现代企业越渴望确能与信息时代可以对接的意识,现代社会需要发展了的理论支持，由此看来“理论创新”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农民，一直很少作为主体形象出现在文化舞台上,如果有,多是作为捧场的观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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