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的“底层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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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的“底层叙事”
——刘士铭雕塑有感
徐虹
      刘士铭的雕塑具有将底层叙事和民间文化融为一体的倾向，观众能从他的作品中明显地感觉到艺术家心中那份与底层日常生活况味和民间乐趣共振的舒畅情致。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各阶段发展体现的主流精神是：从启蒙精神关注的底层叙事到民粹主义的提倡民间和大众化的文化狂欢，显示出文化价值结构精英意识形态越来越向大众文化靠拢。一方面说明精英知识分子的大众化姿态，必然要通过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形式渠道彰显，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立场；而另一方面，民间文化也需要在精英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改造”中转换内容，以求生存和发展。
      但是民间和世俗化的意识有自己的形态和精神特质，它更强调的是意义和快感在感性世界中释放，以减轻道德压抑与审美教条带来的枯燥乏味。以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娱乐态度，来获得超越沉重生存的轻松和快乐。所以，民间和世俗文化必然以“游离”主流文化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导致民间和世俗文化必然在总体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上与主流文化拉开距离，但又不相去太远，以取得平衡。所以，精英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必须保持清醒，如何有效地运用民间资源来传导自己的思想，成为一个时代课题。
    “底层叙事”姿态和“民间世俗”话语形态的结合，需要一种合适的载体，这种载体一定是要被熟悉和为广大受众所认同的，否则就不具有世俗性。所以世俗性是一定可以被记忆和被流传的，大众毫不费力就可以辨认他们所熟悉的形式符号作为其标志。当然这些不需要作深度思考和分析，只要是感性的，在瞬间不经意中就可以明晓的事物。所以，世俗性的形式符号中的记忆内容，不仅仅是时间性的，更是空间性的。是平面的重叠和并置，这种方式最为消费性商业文化利用。所以，区别消费文化利用传统符号的方式和一般艺术史意义上的将传统资源进行重新排列组合，用以生成新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在艺术史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传统资源转换成为当代人的文化精神方式。

 
图2：
      从这种角度看刘士铭的陶艺类雕塑，就会觉得艺术家很好地把握了两种不同文化精神和形态之间的关系：吸取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反映精英的“底层叙事”意识；以学院艺术的规范性和经典样式，切入民间形式的挖掘和运用，从而将学院艺术具有的漂浮和形而上的文化特性，种植到一个基本的点上，让它生长出孕含有艺术规范性，但充满活泼和现实感的新的艺术形态来。
      当然，作为个体艺术家，刘士铭并不完全从理论的角度确定清晰的目标，而且从他个人趣味上看，也不属于民间艺术范畴。他早期的作品“劈山引水”彩塑虽然可以说显示了一种“底层叙事”的趣味，“人民”具有“英雄气概”和“历史的主人姿态”，对“人民”一词的浪漫想象和整体性的解释，得到充分的展现。这种张扬和浪漫的形式在他以后的作品中较少出现，代替的是诙谐的“平民”情趣和生活化了的“低姿态”的情节性描述。有些作品中也能看到浪漫化了的迹象，比如《吹唢呐的汉子》、《安塞腰鼓》等，但这已经是十分克制的“浪漫主义”，或者说这已是平民化了的浪漫，是一种随意和感性快感结合的浪漫，与英雄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大相径庭。这与他生活环境的变化有关，60年代初，他离开北京艺术学院，到河南开封。以后又到河北保定群艺馆工作，有机会到真正的底层走一走，而不是在想象中的“底层”生活。真正的底层给他的精神上的震动使他的雕塑创作远离英雄主义叙事模式，而逐渐走向具有底层关怀精神的民间文化形态。比如充满普通人日常生活趣味的生活“小景”，而这些“小景”所显示的并非只是一幅世俗景象，在有所选择的这些人与情节背后，仍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底层叙事情怀。
      当然，艺术家要发展出自己特有的艺术形式，还有复杂曲折的过程。除了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思想、趣味之外，对艺术史的认识和判断，也是选择的标准因素。如果从艺术本体考虑，艺术史上下文对于选择的重要性，有时候要超过其它的因素。刘士铭对形式的选择，显然有非常明显的艺术史考虑。他的泥塑和陶土系列，发展了一种源自汉代陶俑的浑然一体的形式，和流畅不拘细节的做派，这似乎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修复组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经验有关。传统资源对于他是一种艺术史的启迪，一种精神和格调的升华，尤其是远离当下时代的艺术品所散发的亲切而神秘的感召力，对他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他找到了具有体现他热情和感性的承载体——一种源于民间的传统形态，经过时间的作用，

 
图3:
凝练为具有经典意义的范例。而他却如与生俱来的熟悉来领会这种艺术形态所要求的一切，尤其当他熟练地在现场一边和被塑造的对象“唠嗑”，一边快速地“捏”下人物的生动姿态和特征，一种具有现场感的偶然和气韵生动的舒畅顿时在他与对象和作品的关系中流转。
      加入生动具体的现代情节性的描述，将地域文化情味通过具有个体特征的人物形象、姿态等因素进行形式的提炼和概括，并将画家个体的心灵感动与民间叙事的隽永融为一体，将个体经验渗入到更为广泛的底层社会的体验之中，使得他的作品在看似充满民间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中，体现了艺术家对现世的关切和省察——这是一种不露声色的考察，尽管看上去这些作品具有民间文化形态的苦乐相伴的情景，这为当代中国雕塑创树了一个被现代时态所浸润的民间叙事范例。